山寨探案實錄: 末代死囚 (下)

劉先生貴為公司老闆，竟不知道自己員工阿基的確實地址，詢問下屬，也沒一個説得出，可見老闆員工與及同事之間，平日的交流並不十分好，大家只略知「安南仔」住在彌敦道的平安大廈。

追捕是分秒必爭的，這樣一來就叫警方添煩了，平安大廈的面積頗廣 (圖01)，搜捕起來不是易事，好在警方的人手還是足夠的。

極速擒兇殺手冷血

凌晨三時許，深水埗一批警員在華探長陳金培，高級探目盧伯昌的率領下，動員分批駐進平安大廈所有樓層。

未幾，探目1591號在十二與十三樓梯間，撿獲一包東西，內藏一件染血白恤衫，一件白內衣、一對染血白手套及一條白手巾。

最後還有賴警犬追蹤到十一樓10號室，揪出疑兇阿基，當時他表現略為崩緊，但沒有反抗，之後又擺出一副無知的樣子。

探目在他房中的床下底，起出一疊銀紙，有4800元，這跟劫殺案所失的數目相若。

這時阿基的反應可大了：「為何取我的金錢？」

在旁的陳探長大聲呼喝：「閉嘴！不用多言！」

探長繼續在屋內搜索，可是沒有找到涉案兇器，卻搜出了一條染血的灰色西褲。

另一邊廂，警方在長沙灣青山道附近的垃圾箱中，撿到懷疑是兇器三件：一柄菜刀、一支鐵鎚和一支水喉鐵，都染上血跡。

東窗事發，阿基只好乖乖就範，他被押解深水埗警署，同日下午一時三十分，將他警誡落案，阿基寫下一篇自供狀，如下：

「昨日發生之事，是我一時之錯，事前我實在想不到會發生這事，到此為止，我自己也不明白⋯」

「現在米已成飯，請求法官同情及明白我，給我一個自新機會，則感激不盡。」

七月四日，阿基解北九龍裁判處提堂，控以謀殺罪名。(圖02)

本案由事發，至最後逮捕疑兇，前後過程前只是兩小時，可算極速，亦是香港兇案中所少見，其很大程度應「歸功」於疑兇，將贓物及證物置於身邊已是愚昧，而殺人後，兇器胡亂棄置在兇案附近，更是沒頭沒腦的作案手法。

鋌而走險，選擇在自己的公司下手是為了方便，而周遭環境、公司日常的運作亦瞭如指掌，對作案有一定幫助，此也尚可理解。

然而，這裏亦有他熟稔的人，殺人滅口似乎已是必然。

那中建公司晚上有多少人在留宿？是四個。

分別有劉經理一家及保安員陳佛生，這情況行兇者沒理由不知，固預備充足，手持三件行兇工具，包括菜刀、鐵鎚和水喉鐵，目標就不是對付一兩個人那般簡單了。

莫非要將全部人殺死？這種兇性其實不容小覷

幸運的是，劉先生應酬夜歸，而他13歲堂弟在房中熟睡未被案發驚醒，兩人幸免於難，薛老太雖然身受重創，卻沒有性命之虞，可謂萬幸。

最後死神落在保安員一人之身，遭割頸剖腹橫死，算是悲慘至極！

殺人填命以此為終

本案經過三天定期初級偵訊，阿基被控三項罪名。

被告黃啟基，25歲，越南華僑，青山道中建公司職員，於：

(一) 1966年7月3日在青山道謀殺男子陳佛生

(二) 同時同地意圖謀殺老婦薛桂英

(三) 同時同地行刧

三項罪名表證成立，解最高法院定讞。

8月31日，本案在高等法院開庭審理，由署理副按察司曾寧士聆審，政府檢察官艾迪遜主控，陪審團由四男三女組成。

被告黃啟基否認控罪，由雅森美大律師辯護。(圖03)

主控官申述案情時指出，有姓朱及姓黃兩男子，居住於彌敦道平安大廈，均是被告的同房室友，兩人在7月2日晚上，案發前幾小時，看見被告於十一時許下班回家，半小時後又攜着兩個紙袋外出，其中一袋內有報紙包裹着一支東西，約十八吋長。

控方相信這就是水喉鐵，即用以施襲的兇器之一，而另外一個紙袋內可能有其餘兩件兇器：鐵鎚和菜刀。

之後被告在翌晨二時十五分才返家，控方相信被告在這段時間內進行殺人及行刧勾當。

法醫李福基供述剖驗死者屍體經過：

死者年約50歲，身高五呎二吋，血屬O型，頭頂與後腦有七處傷痕，右眼瘀黑，頰骨折斷，都是由重物襲擊造成，例如金屬喉管等物；另有兩刀傷，一在右頸，四吋長，一吋半深，氣管被切斷，連第四節頸骨亦斬斷；另一度刀傷由胸部中間劏開直達腹部，長七吋，深達三寸，胸骨折斷，肝、肺亦被傷及。

上述任何一處刀創，足以置人於死地，絕對不是錯手造成。(圖04)

控方的主要證人，是中建公司經理之暮年母親薛桂英 (部份報章的報道為聶桂英)，在本案中受重創入院留醫幾達一個月，她左手仍纏着繃帶，手持拐杖，並由兩人左右扶持上庭，指證遭被告襲擊經過：「本人72歲，與兒子及13歲侄兒同住中建公司三樓，當晚兒子在外應酬未歸，約十二時三十分，安南仔突然找上門，説遺下了手錶在公司櫃面，故返來取回，於是開門延入，見他攜着兩個紙袋匆匆下樓，經過好一段時間，他折返三樓，右手戴上了白色手套，我問取回東西了沒有，他沉默不答，並轉身以背向着我，忽然從紙袋中拿出一支鐵管向我迎頭痛擊，我隨即暈厥，之後被他刺了多少刀亦毫無感覺，當甦醒時，已身在醫院。」（圖05)

證人作供完畢，審訊進入尾聲。

聽聽被告黃啟基如何自辯：

「我1963年開始在中建公司工作，經理與同事都待我很好，7月2日當晚，我十時三十分下班，我跟幾位同事去吃點東西後便返回寓所，惟回家後才發覺手錶遺在公司內，於是便再出門折返公司取錶，臨行前攜帶了一個紙袋出外，因為想順道買點生果吃。」

「之後乘巴士到達深水埗青山道，由公司横門直上三樓按門鈴，那時薛老太開門，我表明來意後，就下樓到公司櫃面取回手錶，當再回到三樓的時候，赫見薛老太倒在血泊之中，立即趨前將於其抱起，惟她已昏迷不醒，這時發覺自己的衫褲都被沾上鮮血，驚恐萬分，急急拿來報紙乾布等抹去地上血跡，便匆匆離去。」

「由於驚惶失措，我便步行回家，而保安員陳佛生被殺一事，更是毫不知情，至於最初時在警察局落案的自供狀，完全是屈打成招！」(圖06-07)

無論在時序、邏輯上，主控官覺得被告的自辯口供，「編劇」手法實在太差勁，極盡無稽。

捏造薛老太剎那間被襲，行兇者是另有其人，目的是讓自己置身事外，而保安員被殺更是推得一乾二淨。

被告説自己返回公司前，在家攜了一個紙袋外出是欲購生果，但有目擊證者三人證實他是手持兩個紙袋，控方相信袋內有兇器三件，目的是返公司行刧殺人，三件兇器上沒有被告指紋，原因是他行兇時戴上了手套。

不過更重要的佐證，是化驗結果得知被告的西褲及衣服上，不單沾了薛老太的B型血，還有死者陳佛生的O型血。

以上各項，加上在被告寓所內找到的贓物，平安大廈梯間搜出的血衣、手套等，黃啟基無疑就是殺人兇手。

1966年9月8日，全案審結。

陪審團退庭商議兩小時二十五分，一致裁定，被告黃啟基謀殺罪名成立，法官判處繯首死刑。(圖0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