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重案組黃Sir】系列
「新義安龍頭案」主角向華炎，在庭上自辯時表示從未加入新義安。
向華炎說，他是香港的社團首長，有正當職業及受到同鄉尊敬，怎會加入三合會？
向華炎說：「警方在我的辦公室，搜到的八張寫有姓名及編號的名單，只是記載在花炮會中捐款人姓名資料，並非控方所說是新義安職員名單。」
「我的父親在1953年被遞解出境到台灣後，我在1975年才第一次到台灣探他，當時他在台灣做生意。」
「我父親教訓我千萬不要在社會上作奸犯科，做事要公正廉明、負責、對同鄉要盡力援助，因為他們大部份教育程度不高，經濟有困難。」
「我被選為同鄉會會員，原因是我對人有禮，對事公正，不貪不謀，做事任勞任怨，因而受人尊重。」
「我在律師樓任職，每當同鄉遇上法律問題，我都為他們解決。」
「同鄉會經常都會做神功戲，我為他們申請場地做戲，所以我的信譽在同鄉中的評價甚高。」
「1987年4月1日，警方在我辦公室所檢獲的八張寫有姓名及編號名單，是我親手所寫的，這八張名單，只是記載各區同鄉籌款做神功戲的捐款者名單，並非三合會會員名冊（海底）。」
「1983年9月尾，我的世叔伯林流斌、邱作及馬林到我家中。」
「林流斌說自己患了癌症，需要休養，將保存了三十多年的捐款者名冊，交給我保存。」
「他說這份名冊非常重要，各地區同鄉會籌款舉辦節令時，要根據這份記錄，發出請求捐款及請柬。」
「那份名冊的記錄十分混亂，我把名冊重新整理及編寫。」
「我與家人在九龍城衙前圍道某號三樓居住，我的弟弟向華榮住二樓，地下則租予別人。」
「警方在我辦公室搜到六張有『義安』名稱的租單，是由1977年4月至9月發出的。」
「租單上註有『義安』二字，是因為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，我的父親向前與一些同鄉，以『義安』名義租用衙前圍道單位，作為義安工商總會辦事處。」
「及後，政府取消義安的註冊，上址成了同鄉的住所，租金由他們分擔。」
「其後，那個單位轉了新業主，大幅加租，那些同鄉來找我，由我代他們向新業主交涉，從此，那個單位的租金由我代他們轉交。」
「1953年，我父親被解往台灣，他的生意交由我和母親接手管理。」
「我將大部份物業出售，將錢匯到台灣給父親，只剩下城南道一間糧食批發公司、三間麻雀館。」
「1964年，業主收樓改建，城南道的店舖結束，我其後到一家律師樓做『師爺』。」
「1973年，我與三名弟弟及親戚合資開夜總會，但年多後已關閉。」
「翌年，我與一弟及一名姓馬朋友組織財務公司，業務包括私人貸款、保險、地產、股票。」
「其後，另兩人先後退出，股份給予我的長子向展成。」
「我承認父親向前是新義安『龍頭』，對潮州、客家、鶴佬人有很大影響力。」
張亮聲在庭上作供時說：「我的弟弟張富聲（傅聲）名字在捐款冊出現，是因為我曾在天地父母寶誕中，用張富聲名義捐款一千元。」
「自從富聲逝世，家人經常用他的名義捐款，目的是紀念他，我們全家人都疼愛他。」
「除捐錢外，我們還買了一匹馬紀念他，起初想將那匹馬叫『傅聲之寶』，但家人反對，因馬匹經常被騎師鞭打，我們改用他主演的最後一部電影《花心大少》。」
「我與傅聲關係最好，他絕不會是三合會會員，傅聲人見人愛，沒有仇人。」
「警方在我那裏檢到的電話簿，內有曾廷彬警司及劉玉權警司的電話，是因為他們與我的家人非常熟識。」
「較早前，有黑社會專家表示，三合會會員忌諱七字，但我的傳呼機號碼就是四條七。」
「新義安龍頭案」經五十日聆訊，六名控方證人沒有出庭作證，被法庭下令通緝，將各人拘捕。其中一名證人向法官解釋，因怕被人尋仇，不敢出庭作證。
1988年1月27日，「新義安龍頭案」在高院審結，十名被告均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監。
向華炎被裁定身為新義安「四八九龍頭」，及協助管理非法組織，兩罪各判囚五年，同期執行，勒索罪判入獄兩年半，刑期分期執行，即共入獄七年半。
張亮聲被裁定協助管理非法組織，判監三年半，勒索罪判囚兩年半，分期執行，即共入獄六年。
按察司歐敬祿判刑時指出，各被告是根據社團條例二十六節，裁定勒索罪名成立。
根據此條例，管理非法組織的人，其罪行與實際以組織名義勒索的人相同。
向華炎被指是新義安「龍頭」，新義安是香港勢力最大的三合會之一。身為非法組織主腦，判刑必須反映其嚴重性，法庭不會因為向華炎是律師行文員及熱心公益輕判。
有組織及嚴重罪案調查課高級警司漢拿表示，新義安首腦被判罪名成立入獄，對新義安影響不大，因為「龍頭」可在獄中遙控幫會活動。
九龍區指揮官李林泉指出，香港三合會中，最有組織系統的首推新義安，新義安「龍頭」是世襲的，會員向心力較強。
向華炎與張亮聲，服刑二十二個月後，透過代表大律師向上訴庭要求推翻裁決。
1989年12月23日，兩人上訴得直，獲得即時釋放，張亮聲並獲准取回堂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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