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重案組黃Sir】系列
海報設計：豹魁
原載重案組黃Sir系列《驚人兇殺案》
日期：1985年1月23日
地點：新蒲崗爵祿街康景樓
人物：張蕙芳、彭育庭
案情：彭育庭在康景樓做清潔工人，禁錮住客張蕙芳在垃圾房內，提款回來時，張惠芳已經死亡。
備註：1985年12月24日，全案審結。七名陪審員退庭商議四小時後，
裁定彭育庭謀殺罪名不成立，誤殺罪及行劫罪名成立。
法官判彭育庭誤殺罪入獄十年，行劫罪入獄八年，同期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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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1月23日，傍晚五時半。張蕙芳與幾位女同事，嘻嘻哈哈地登上由港島開往九龍的地下鐵列車（現稱港鐵）。
她們是灣仔某間影印機公司的營業代表，這天相約到旅行社，報名參加歐洲旅行團。
張蕙芳長得很漂亮，眼大大、鼻尖尖，身材亦十分動人。
「賴先生待會是否來接你呢？」一名女同事打趣問張蕙芳。此時，地鐵列車剛抵達尖沙嘴站。
「他約了我在旺角站等。」張蕙芳心中甜絲絲的，她與姓賴男友熱戀了好一段日子，兩人已在新蒲崗爵祿街康景樓賴先生家中同居，準備今年年底結婚。
幾個女郎邊談邊笑，地鐵到了旺角站，張蕙芳跟同事揚了揚手，獨自步出車廂。這是她們最後一次見到張蕙芳，那是1985年1月23日，傍晚六時。
翌日，張蕙芳仍無蹤影，賴先生與張蕙芳的家人協商後，向警方報案。
「我約了蕙芳在旺角地鐵站等，但因有事，遲了到旺角地鐵站，到達時已見不到她，我以為她自己先回家，所以趕回家看看。」賴先生對探員說：「以前我失約，她也會這樣做，回家後被罵幾句就沒事。」
世事如棋，賴先生回家後，不見未婚妻蹤影，到晚上十時，開始坐立不安。「我打電話到她家中問，他們說蕙芳沒有回去。」賴先生說：「我逐一打她的同事電話，最後與她一起的同事說，她在傍晚六時，在旺角地鐵站下了列車。」
案件由失蹤人口調查課接手，但張蕙芳如在人間蒸發，不留一絲痕跡。除報警外，張蕙芳的家人在多份報章刊登尋人啟事，希望找到張蕙芳下落。
三個月後，張蕙芳仍無任何消息。這宗失蹤案，此時由失蹤人口調查課，交由重案組處理。
「根據地鐵站的閉路電視，張蕙芳在旺角地鐵站大堂等了約半小時，仍未見男友來接她，她看了看手錶，呶了呶小嘴，離開了地鐵站，相信是自行乘車回爵祿街。」探員在商討案情時作出推測。
重案組探員到張家調查，獲得一條重要線索。
「張蕙芳失蹤前，有沒有甚麼特別計劃呢？」探員問。
「蕙芳計劃在今年年底結婚，結婚前打算與朋友去歐洲旅行。」張蕙芳的家人答。「去歐洲要花不少錢，她會不會因為有巨額金錢在身，因而出事呢？」探員問。
「不會，蕙芳對錢銀很小心的，為方便拿錢交給旅行社，她從一間利息較高但分行不多的銀行，轉錢到分行較多的另一間銀行，方便提取，這樣做也不用帶巨額金錢在身。」張蕙芳的家人對探員說。
探員認為，如果張蕙芳仍在生的話，她極可能會到銀行提取現金使用，於是到銀行查看張蕙芳的戶口情況。
「這個戶口原本有三千六百多元，但在1985年1月24日，被提取了三千五百元。」銀行查看記錄後對探員說。
提款的日子，正是張蕙芳失蹤翌日，究竟是張蕙芳親身到銀行提款，還是他人冒名提取呢？
銀行方面，對於提款單的處理，一般保存三個月，之後縮影作微形菲林存入檔案。
在探員要求下，銀行職員將1月24日那天，張蕙芳所簽的提款單放映出來。
「那筆錢是在九龍城分行提取的。」銀行職員對探員說：「簽名的是張蕙芳，但提款的是一名叫彭育庭男子。因為提款超過二千元，我們規定提款人要在提款單後背書，銀行職員亦會登記提款人的身份證資料。」
探員其後到銀行的九龍城分行，找到當日辦理這宗存款的銀行女職員。「我還有點印象，提款的人是『阿燦』，他的廣東話說得不正。」女職員想了一會說：「由於戶口是女性開的，我曾問過他，戶口主人與你有甚麼關係？那人粗聲粗氣地說，戶口是他老婆的。」
「我核對過簽名沒有錯，戶口內也有足夠存款，由於提款額超過二千元，按銀行規定，若不是存戶親身提取，要在提款單背書。」女職員說：「我要求他背書，他並不願意，用粗口罵我，由於出現異常情況，我暗中按下閉路電視錄影，以防萬一。」
那名男子無計可施，終於在提款單後背書，並拿出身份證給女職員登記，女職員如數將三千五百元現金交給那名男子。
「錄影帶洗了沒有？」探員最關心這個問題。
十數分鐘後，那名女職員從錄影帶中認出那名男子，那人年約20歲，重案組探員將錄影帶取走，展開緝拿行動。
重案組總部，探員綜合線索，得出兩個結論，一個是張蕙芳已被殺害，另一是落入賣淫集團手上，禁錮她做搖錢樹，甚至已被送離香港。
基於第二個可能性，警方加強搜查色情場所，特別留意張蕙芳的蹤影，色情場所鬧得雞犬不寧。
另方面，探員根據提款人彭育庭身份證填報的地址追查，發現他所報的地址早已拆遷，連向街坊查詢的機會也沒有。
「銀行女職員說提款人是『阿燦』，他所持的是臨時身份證，很快就到期更換，我們將他的資料通知警方各單位及人民入境事務處，請他們留意。」重案組主管對探員說。
1985年7月3日，尖吵嘴東部人民入境事務處，一名男子到來辦理CI（身份證明書）申請手續。
那名男子將表格交回時，人民入境事務處職員，發現這名申請人的身份證號碼已列入「黑名單」，他的姓名叫彭育庭。
彭育庭報住的地址，是九龍橫頭磡臨時房屋區，入境處職員按程序通知警方。
探員接報迅速到達入境處，彭育庭仍與一名巴基斯坦裔男子談笑自若，兩人被探員帶返重案組總部隔離盤問。
巴籍男子說自己是新蒲崗爵祿街康景樓看更，彭育庭是康景樓的清潔工人，兩人這天相約到入境處辦理旅遊證件。
重案組主管研究過口供後，認為巴籍看更與案無關，將他釋放。
新蒲崗爵祿街康景樓，張蕙芳男友賴先生就在這幢大廈居住，張蕙芳難道就在康景樓失蹤？
探員抱張蕙芳仍然生存的萬一機會，迅速提審彭育庭：「張蕙芳現在哪兒？你與她有甚麼關係？」
「甚麼張蕙芳？我不認識她。」彭育庭矢口否認。
「你到銀行提錢時，說她是你老婆，你怎會不認識？」探員不容他有思索機會，緊逼地問：「你殺了她，取了她的存摺提款，我們若不是有證據，又怎可以找到你，你快些招來，不要浪費時間！」
在重案組探員威逼利誘下，彭育庭終於認殺死張蕙芳，將屍體藏在康景樓八樓停車場旁邊，儲放掃把及竹籮的垃圾房內。
探員隨即把彭育庭押到康景樓八樓垃圾房，彭育庭用鎖匙開了鐵閘，在竹籮後面有一個麻包袋，袋口用鐵鏈捆實，用一把鎖鎖着。
探員這時已聞到陣陣屍臭，有經驗的探員拿出一些檸檬葉含在口裏辟臭。
彭育庭手忙腳亂開了鎖，解開麻包袋，裏面還有用繩紮着的尼龍袋，袋口已有難聞液體滲出。
尼龍袋解開後，一具嚴重腐爛發脹屍體呈現眼前，面目無法分辨，手腳仍被尼龍繩捆綁。
張蕙芳的家人及她的同居男友，從死者僅存的衣服、頭髮、鞋子，認出張蕙芳的身份，其後經多項科學鑑證，死者身份確定為張蕙芳。
起出屍體後，重案組探員為彭育庭錄取口供。
「我與父親一家人，負責康景樓整幢大廈的清潔工作，我負責地下到八樓，工作時間是晚上八時至十一時。」彭育庭在探員警誡下，供出殺人經過。
1985年1月23日晚上六時許，彭育庭與一名朋友在六樓進入升降機，當時升降機內只有死者一人，他們見色起心，起了歹念。
「我熟悉大廈環境，知道八樓很少人出入，當升降機到達八樓時，我們就把她拉出升降機，拖到垃圾房。」彭育庭說：「我們搜她身，但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。在她的手袋內，我們找到一本存摺，內有三千六百多元存款，於是逼她寫了一張提款三千五百元的提款單，並且簽了名。」
彭育庭說，當時銀行己關門，翌日才可提款，於是用繩將死者捆綁，用布塞住她的口，將她放入一個尼龍袋內，再用一個麻包袋裝着。
「之後，我們鎖好垃圾房的門。」彭育庭說：「第二日，我們到銀行提款，拿到錢後，打算到垃圾房放了她，豈料她已經死了。」
1985年7月5日，警方將彭育庭落案，控以謀殺女子張蕙芳及行劫張蕙芳三千五百元罪名。同年12月初，彭育庭轉解高等法院審訊。
主控官在庭上指出，這宗劫殺案可能只是被告一人所為，他所稱的朋友根本不存在，目的是想減輕自己罪名。
「被告與受害人經常在同一幢大廈出入，彼此都有印象。今次的劫殺案，可能並非如被告所說的簡單，背後可能有『不可告人的事』。」主控官說：「被告犯案時沒有蒙面或掩飾身份，顯見他有殺人滅口企圖。」
彭育庭自始至終否認謀殺。
「被告個子細小，根本無可能殺害比他略高的死者。因此，這宗案件有在逃者的說法是可信的。」彭育庭的辯謢律師說：「我的當事人只不過受該名同黨指使，才有此案發生，所以這是一宗行劫及誤殺案。」
1985年12月24日，全案審結。
大法官在判案前指出：「這件案十分複雜，本席相信，在受害人死亡前，可能有『其他事』發生過，但因屍體在案發半年後才被發現，屍體嚴重腐爛，驗不到有『其他事』的證據，所以，陪審團不用考慮『其他事』這個問題。」
七名陪審員退庭商議四小時後，裁定彭育庭謀殺罪名不成立，誤殺罪及行劫罪名成立。
法官判彭育庭誤殺罪入獄十年，行劫罪入獄八年，同期執行。
